油麻地警署的灯光，在这个深夜显得格外刺眼。
所有差佬都被从被窝里喊起来上工。
有人穿着皱巴巴的衬衫，有人还带着睡意朦胧的眼神。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现在的警署，那就是“如临大敌”。...
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滞了一瞬，只有窗缝里钻进来的海风轻轻掀动桌角一份未装订的《大公报》副刊，纸页哗啦轻响。大白打完第三个哈欠，眼皮半垂，鼻尖微颤，忽然朝东南方向——也就是窗外弥敦道尽头、九龙公园西侧那片密密匝匝的唐楼群——偏了偏头。
苏阳立刻捕捉到了这细微动作。
他没出声，只将右手食指在膝盖上极轻地叩了两下。这是他和大白之间早已磨合出的暗号：有异样，但暂不行动。
汪小白正用铅笔圈完最后一处“西环坚尼地城”，抬眼便看见苏阳垂眸凝神的模样，又顺着他的视线望向窗外。他指尖一顿，铅笔尖在纸上洇开一小团灰痕。
“怎么？”他压低声音问。
苏阳没答，只微微侧身，左手不动声色抚上大白颈后厚实的毛发。大白耳尖一抖，喉间滚出半声几不可闻的咕噜，尾巴却没摇，只是缓缓抬起右前爪，在木地板上轻轻点了一下——点的位置，正对着地图上尚未被圈出的“石塘咀”。
周文瀚一直盯着大白的动作，此刻猛地一怔：“石塘咀？那里……不是早年粤剧名伶聚居的老区？三、四十年代不少戏班老板发了财，在那里起洋楼、藏古董，后来人走了，宅子空着，租给码头工人、小贩，有些连门牌都烂掉了……”
陆景渊迅速翻开文件夹某页，手指停在一列潦草备注上：“1952年，我们通过一位退休海关职员得知，原‘荣记绸庄’东主陈伯钧，抗战前在佛山收过一套明万历年间刻本《永乐大典》残卷，共七册。他逃难来港时只带了三册，另四册托付给佛山族中堂兄保管。去年，佛山那位堂兄病逝，后人清理旧屋，在夹墙暗格里发现四册残卷，已被中间人转手两次，最终流向香江——最后露面，是在石塘咀‘德安里’三号后巷一家修钟表的小铺。”
他顿了顿，目光如钉：“那家铺子老板姓黎，五十出头，潮汕人，三十年代在汕头当过古玩行学徒。去年十月，他突然买下隔壁两间铺面，打通改造成带阁楼的‘修表兼收旧货’店。工商登记写的是‘零配件库存’，但我们派去的人回来说，后院堆的不是铜钟零件，是紫檀木屑、松烟墨渣，还有……一小袋风干的宋代建窑兔毫盏碎片。”
屋内骤然安静。
米丰一直站在门边没说话，这时却忽地往前半步，从裤兜里掏出一张折叠得极小的泛黄纸片，展开，是一张褪色的黑白照片：青砖骑楼、铁艺阳台、门楣上“德安里”三字依稀可辨，而照片右下角，用蓝墨水写着一行小字——“1947.9.12，陈宅宴宾留影”，旁边还有一枚模糊的拇指印。
“这是我去年在湾仔旧书摊淘到的。”米丰声音不高，却像块石头砸进静水，“摊主说是从一叠民国婚书里掉出来的。我拿回去放大看了三天，发现照片里陈伯钧身后那面博古架上，第三层左边第二格——空着。但架子边缘有两道浅痕，比其他格子深得多。像是……长期放着什么重物，后来被取走了。”
汪小白慢慢把铅笔搁下，没看照片，只盯着大白：“它刚才点头，是冲着那个方向？”
苏阳点头：“不是点头。是抽鼻。三次。”
话音刚落，大白忽然站起身，绕过沙发，径直走到地图前，低头，鼻尖几乎贴上“石塘咀”三个字，深深吸气。然后它退后半步，左前爪抬起，不偏不倚，按在“德安里”三号的位置上。
“汪。”
一声短促、清晰、毫无迟疑的吠叫。
周文瀚喉结滚动了一下，伸手想去拿桌上的茶杯，指尖却微微发颤，杯盖碰着瓷沿，发出清脆一响。
陆景渊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目光已如淬火之刃：“石塘咀，德安里三号——立刻查。不是查铺子，是查黎老板的户籍、出入境记录、近三年所有银行流水、水电缴费单，连他家养的那只猫的疫苗本都要调出来。”
“不用那么麻烦。”汪小白忽然笑了一声，从西装内袋取出一只扁平的牛皮纸信封，推到苏阳面前，“打开。”
苏阳拆开。
里面是一张手写的便条，字迹苍劲有力，抬头是“致XH社陆顾问”，落款没有署名，只盖了一枚朱砂小印——印文是篆体“岭南陈氏”。
便条内容极简：
> 德安里三号黎某，潮阳人，三十年代曾为陈伯钧账房。四七年陈宅散伙，黎携走三样东西：
> 一、青玉螭龙纹镇纸一对（明代）；
> 二、紫檀嵌螺钿小匣一只（内藏《永乐大典》残卷三册）；
> 三、陈伯钧亲笔所书《梨园遗韵》手稿一册（未刊）。
>
> 玉镇纸已售予铜锣湾‘宝光斋’，半月前转手至美利道；
> 小匣与手稿仍在黎处，藏于其卧室地板夹层，入口在床脚第三根横档下方。
>
> ——念旧人，故告之。
苏阳读完，抬头，正对上汪小白意味深长的眼神。
“陈伯钧的堂侄女，现在在湾仔教小学国文。”汪小白弹了弹烟灰，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吃了碗云吞面，“她父亲临终前，把这张纸交给她，让她等一个‘穿灰布中山装、牵白狼的人’来香江。”
米丰喉头一哽，下意识看向苏阳脚边。
大白不知何时已踱回他身边，仰起头，湛蓝瞳孔映着窗外斜照进来的天光，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它伸出舌头，慢悠悠舔了舔苏阳的鞋尖——那是一双洗得发白的旧布鞋，鞋帮处还缝着两块细密的补丁。
陆景渊长长吐出一口气，摘下眼镜，用衬衫下摆仔细擦拭镜片，再戴上时，眼神已沉静如古井：“既然线索已明，今晚就动手？”
“不。”汪小白摇头，“太急，会惊蛇。黎老板能在石塘咀扎根三十年，不是傻子。他既然敢藏，就说明手里不止这一件。我们得让他自己把箱子打开。”
他转向苏阳，手指点了点地图上德安里三号的位置：“你明天上午十点，带大白去遛弯。就从弥敦道拐进德安里，慢慢走。经过三号门口时，让大白……蹲下。”
“蹲下？”周文瀚皱眉，“就只是蹲下？”
“对。”汪小白嘴角微扬，“让它对着那扇门，认真地、长久地、像嗅一朵将谢的花那样——蹲下。不要叫，不要蹭，不要扒门。就蹲着，看着。”
苏阳颔首：“明白。它是提醒，不是抓捕。”
“就是这个意思。”汪小白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一扇老式木框玻璃窗。海风裹挟着咸湿气息涌进来，吹动桌上几张纸页。他望着远处维多利亚港粼粼波光，声音低缓却如铁铸：“文物不会说话，但它们留在时间里的味道，比人记得更久。陈伯钧记得，黎老板记得，大白……也记得。”
大白似乎听懂了，耳朵倏然竖直，颈后一缕长毛在风里轻轻飘动。
下午三点，苏阳带着大白离开通讯社。
他们没有坐车，步行穿过尖沙咀喧闹的街市。大白步伐从容，偶尔被路边冰室飘出的红豆沙甜香引得偏头，也只是嗅一下，便继续前行。苏阳没给它吃任何东西，只在路过一间五金铺时，买了把黄铜小铃铛，系在它项圈上——铃声清越，不刺耳，像一滴雨落进青苔。
四点十五分，他们抵达油麻地果栏。
这里刚结束一天最忙的批发，空气中弥漫着荔枝的微酸、香蕉的甜腐、龙眼的清冽，混杂着潮湿麻袋与柴油机余味。搬运工赤膊扛着竹筐吆喝，三轮车碾过积水路面，溅起浑浊水花。
苏阳牵着大白，不紧不慢穿行其中。
大白对嘈杂毫无反应，唯独在经过一家堆满柚子的档口时，脚步微顿。它仰头，鼻翼翕张，专注地吸了三下气——不是冲着柚子，而是冲着档主身后那堵爬满藤蔓的砖墙。墙上一道窄缝里，露出半截褪色红纸，隐约可见“光绪廿三年”字样。
苏阳没停，只在心里记下：果栏东侧，第七排，柚子档，墙缝红纸。
六点整，夕阳熔金，他们踏上旺角道。
这里人流如织，霓虹初亮，药房招牌、裁缝店布招、唱片行喇叭里流淌着周璇的《夜上海》，一切鲜活得近乎灼热。大白忽然加快几步，追上前方一个拄拐老人。老人穿着洗得发灰的藏青长衫，腋下夹着个蓝布包袱，步履蹒跚。大白跟了他整整二百步，直到老人拐进一条窄巷，身影消失在昏暗里。
苏阳没跟进去，只默默数着：老人左袖口磨出了毛边，右脚布鞋底已薄如纸，走路时右膝微屈，似有旧伤。他夹包袱的手背青筋凸起，虎口处有一道细长旧疤，形状像半枚月牙。
当晚九点，通讯社二楼档案室灯火通明。
陆景渊将三份新调来的资料推到长桌中央：
第一份，是德安里三号黎老板1949年入境记录——与陈伯钧同船，舱位相邻；
第二份，是果栏柚子档主户籍档案——祖籍佛山顺德，父辈经营过古籍修复作坊，1938年焚于战火；
第三份，是旺角巷中老人的履历复印件，纸张泛黄，钢笔字力透纸背：
> 林砚声，字墨存，广东新会人。
> 1927年入广州“文光阁”古籍书店学徒；
> 1936年升任账房先生，专司善本进出登记；
> 1942年日军占广，携部分孤本潜返新会，途中遭劫，失《宋版陶渊明集》一册；
> 1949年离粤赴港，此后行踪不明……
周文瀚的手指停在“失《宋版陶渊明集》一册”那行字上，久久未移。他忽然抬头，声音沙哑：“那册书……去年十一月，出现在苏富比秋拍预展图录里，编号A-789，标注为‘私人收藏，来源不详’。起拍价……五万美金。”
屋内寂静无声。
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一下，又一下，敲打着1950年的香港夜晚。
十一点，苏阳回到租住的油麻地公寓。
木楼梯吱呀作响，走廊灯泡接触不良，明明灭灭。他掏出钥匙开门，大白却突然停下，前腿微曲，整个身体绷成一张拉满的弓——它死死盯着对面那扇紧闭的、漆皮剥落的褐色木门。
门把手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黄铜钥匙。
苏阳屏息。
大白没有吠叫，只是缓缓伏低身躯，肚皮几乎贴地，蓝色眼睛在昏暗走廊里泛着幽微冷光，一眨不眨地凝视着那把钥匙。
三秒后，它收回视线，转身蹭了蹭苏阳的小腿，喉咙里滚出低低的呼噜声，像在说：今晚，就到这里。
苏阳轻轻关门，反锁。
屋内只有一盏煤油灯，灯焰摇曳，将一人一狼的影子投在斑驳墙面上，巨大而沉默。他从怀里取出今日所得：果栏老人袖口的一小撮线头、旺角巷中老人拐杖底部沾着的半粒褐色泥土、还有德安里三号门前石阶缝隙里刮下的、混着青苔碎屑的暗红色漆皮。
三样东西，放在搪瓷缸里，用清水细细漂洗。
水渐渐浑浊。
大白蹲坐在旁，下巴搁在缸沿，静静看着。
灯影晃动，水纹微漾，那些沉入缸底的微尘，在昏黄光线下，竟泛出极淡、极淡的墨色光泽——像一滴未干的松烟墨，融进了1950年的香港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