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末的武昌城,冬气渐生。
江风从北岸吹来,裹着水汽,扑在脸上已经带上了刺骨的寒意。
但长江的水面,却比往日更加热闹。
往年这个时候,长江的水位已经开始明显回落,江面变窄,流速放缓,中游的浅滩逐渐显露。
但今年不同,今年入秋以来,上游雨水充沛,江水退得比往年慢了许多,十月底的水位依然不低,足以让那些吃水深的吴船畅通无阻。
于是,武昌城外的鹦鹉洲码头,迎来了今年最繁忙的时节。
当然,真正让武昌这般繁华的,只有一个动因,那就是武昌赶上了数十年未有的大运——今年八月以后,吴藩大行台停留在了武昌。
而自打赵怀安将行台迁驻武昌以来,这座原本已经开始没落的沿江城池,便仿佛被注入了滚烫的血液,一夜之间活了过来。
行台衙署、军器监、度支司、转运司、粮料院......大大小小的官署如同雨后春笋般在城中冒了出来,带来了数以千计的官吏、书办,差役,以及他们背后数以万计的家属、仆从、商社。
而这些人,都是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子的。
于是,武昌城的米价涨了,布价涨了,房价更是翻着跟头往上涨。
城中的客栈住满了南来北往的商贾,酒肆茶楼从早到晚座无虚席,就连那些原本只在码头边卖苦力的力夫,如今也忙得脚不沾地,因为行台每天都有大量的物资需要装卸,工钱比往年翻了一倍还多。
但真正让整个武昌城为之疯狂的,是行台发出来的那一批又一批订单。
自八月以来,行台度支司贴出了一系列告示,都是各种粮食、干草、木杆、药材、布匹或者牛角、鸡蛋、蔬菜、肉类、桐油等原料物资的订单。
这些订单一出,整个武昌城的商贾都沸腾了。
这些订单,不是那种先赊账,年底再结的回款方式,而是只要行台的度支将货物验收合格了,三日内付清全款,以银铤或铜钱结算,绝不拖欠。
这对于常年与官府打交道的商贾们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好事。
要知道,往常与官府做生意,最怕的就是拖欠货款,有时候一批货送上去,半年都拿不到钱,甚至有些小商社被拖到破产。
保义军的行台有完善的军备生产体系,但赵怀安依旧将大量物资类订单发给了民间。
赵怀安非常清楚因战争而产生的海量物资需求将大大刺激长江流域的经济。
这些钱挣得倒是其次,最重要的,对于赵怀安来说,是构建一个沿江的物资调配网络,也就是可以有足够的市场能购买到能发动一场十万军队作战的配给网络。
而这种商业关系一旦建立,就会自己产生外溢,如江西的粮食和布匹还有四川巴山一带的草药,都会被连接到一起。
即便战争结束后,这种商业上的互动还会继续存在。
所以战争是很好的点火,将沿江的经济热度烧起来。
和这种大层面的战略考虑,所谓发现款的损失是不值一提的。
而事实再次证明,钱是古往今来最好的调动积极性的东西。
当八月的订单发出后,最近的湖南、江西、鄂岳商旅就源源不断奔赴武昌。
当然,他们发现很多订单其实早就被淮浙商帮给提前订了,只以为又是一场空欢喜,但很快,这些淮浙商帮就转头将订单转包给了这些周边商帮。
但做生意是要资金雄厚的,尤其是和官府做生意,而一些江西、湖南的商帮有不少都是本钱小,一家吃不下。
胆子小的就几家联合一起吃大订单,胆子大的,则在那些淮浙商帮的指点下,直奔武昌的光大银行,左手拿着官府给的订单,右手就贷出了一笔飞钱票。
保义军在沿江贸易期间,大量使用飞钱票。由于光大银行的信誉以及保义军在整个长江流域彻底成为霸主,飞钱票已越发与茶叶脱钩,逐渐有了钱钞的含义。
甚至在两淮、江东、两浙等富庶地方,甚至开始有小额面值的钱钞在市面上流通,老百姓的接受度也非常高。
不过,在广大的内陆,即便是水路畅通的江西,因为地方上缺乏保义军军人和家属这样一个稳定的消费群体,所以还是只认铜钱。
其实就目前的吴藩来说,有两个非常大的割裂,甚至有两种经济的逻辑在。
那就是在经济发达的江东、淮南、浙东沿海,因为巨量的海贸要求,所以百姓日常生活都与海贸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些地方本身就产生源源不断的财富,所以市场导向的经济非常强。
可在淮西,宣歙这些地方,他们也是保义军的老根据地,但他们的经济主要是靠这些地方的都督府。
可以说,这里的经济动因全都是保义军和他们的家属贡献的,这些人有稳定的福利和薪金,所以是这些地方上消费的绝对主力。
甚至这样说,这些地方的经济就是围绕保义军的武士和他们的家属的。
从霸府拨款到各都督府,都督府的度支系统再给下面发钱,就和水一样,一层一层流淌下去,最后流到普通老百姓手里。
这就是两种经济模式,不论好与坏,但就是目前吴藩的现状。
至于后面收纳的江西、湖南、那就不提了,目前还算是恢复经济秩序的阶段,只有各地的势力豪强才有机会挣钱。
其实,这些上述地方商帮之所以能在大行台接到订单,乃至淮浙商帮愿意将订单手给他们,就是因为保义军上层的严格要求。
就和之前说的,对于赵怀安来说,这不是经济行为,而是一种政治行为。
而在他的规划中,以后的经济链条上,也就是这样安排。
中游的商帮负责物资的采办,而下游沿海的,则负责订单和海外,大家各司其职,在这个贸易大网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挣他自己这份钱。
这一次的襄阳之战就是一个样板。
所以,不仅湖南、江西的商帮吃到了肉,就连武昌城外的一些庄头也纷纷涌了上来,一同上来分一杯羹。
这张大网,终将有一天笼罩在整个天下,拽住所有人的命运,让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去奔劳。
行台的订单,不仅仅刺激了粮食和布匹这些大宗商品,更带动了整个武昌城的百行百业。
无论是直接服务于保义军订单的,还是为这些商人们服务的,都在这几个月挣到了钱。
比如武昌本地的药材商,靠着就近和关系,接到了大批常用药材的订单,就立刻派伙计分赴岳州、江州、洪州等地收购药材,又雇了十几个药工,日夜不停地炮制、切片、打包。
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交付到行台,并由大行台开始验货。
当然,这种验货肯定是有大量灰色在的,但目前来说,能抽调到大行台的官吏几乎都是各州的干吏,他们在地方上不熟,也不敢随意欺压,所以除了些过油的小钱,倒是真心办事。
不过你要让这些官吏和商社都凭良心办事,那是不现实的,所以到最后,也就只能铁拳下场。
一乱一治,无非如此。
和扶植江西、湖南的商社的目的一样,保义军同样也将大量零散的小订单发给一些武昌本地的小商社。
比如制作袖章、绑腿、布袋、旗帜之类的轻工品。这些东西技术含量不高,不需要专门的作坊和工匠,只要有一双巧手,几根针线,就能在家里做。
于是,武昌城里悄然兴起了一种新的营生,小工间。
所谓小工间,就是一些手巧的妇人,在自家院子里支起几张桌子,招揽左邻右舍的妇女,一起接行台的订单。
她们从行台领回布料、丝线、染料,按照规定的尺寸和样式,裁剪、缝制、染色,做成成品后交回行台,按件计酬。
武昌城北的一个坊街里,这里的王大娘小工坊是这一片最有活力的。
这个工间的掌柜姓王,是个四十来岁的寡妇,她的丈夫此前是武昌军的一员水军小校,在当年王仙芝、黄巢攻打武昌之战中战死。
本来这种职位是可以父死子继的,但她却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于是丈夫的职位就被一个家族中旁系的男丁给顶了,后者只是在第一天送了一包肉糜来,之后就再没上门过。
所以这些年王大娘就一直和两个女儿相依为命,靠给人洗衣缝补勉强糊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但自从行台放出袖章和绑腿的订单后,她的生活一下子有了转机。
原来他的夫君当年有个同僚,也是武昌水军的一员,但他的命好,在战斗中突围,最后随当时的主将薛道凝一并投了当时还弱小的保义军水师。
于是命运就出现了巨大转折。
而这一次发放订单,她夫君的这位前同僚就在得知了故人家眷的困境后,帮她争取到了一份订单。
当时行台的小吏亲自上门,给了料子和样式,让王大娘先做看看。
后面,王大娘自己试着做了几套袖章,交到行台,验收合格后,领到了百钱的工钱。
她尝到了甜头,便大胆地招揽了巷子里的七八个妇人,在自家院子里支起桌子,一起接活。
行台那边见她做得好,便给了她一个长期订单,即每月供应袖章两千副、绑腿三千副,然后她就开始扩大生产,雇佣了更多的女工。
在这个时代,除了上层的女性靠着田土、庄园的供养可以过着奢华的生活,大量的城市女性实际上都缺少生计来源。
但如王娘子这样的小工间,尤其是专门做一些轻工纺织类的工作,就吸纳了大量这样城市女性。
她们大多是城中的普通妇人,有的丈夫在军中服役,有的丈夫在码头扛包,有的干脆就是寡妇。
她们靠着行台的订单,挣到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工钱,改善了家庭生活。
而如王大娘这样的有上层资源,同时又扎根在街道、基层的女性,靠着这摊生意没准就能做大做强,百年后,成长为一个服装奢侈品牌,将自己的头像都印在上面。
这是最好的时代,遍地都是黄金,一个大时代正在缓缓开启。
正如赵怀安当年在长安对那帮公卿说的那样,他来就是要改变这世道的!
正是无数这样的订单,不仅让武昌城的商贾们赚得盆满钵满,更让整个武昌城的货币流通速度大大加快。
那些从行台领到货款的商贾们,转身就去采购更多的货物,修补船只,雇佣更多的人手。
而那些从商人手里拿到钱的工人、力夫、田户,有了钱,也开始带动了消费。
即便是给家里孩子带两根红头绳,都是一件欢喜事。
就这样,行台发出去的一贯钱,在武昌城里转了一圈、两圈、三圈、 每转一圈,就带动一批新的消费,催生一批新的订单,养活一批新的营生。
一切都看着像是往好方向发展。
但武昌城内的繁华和城外码头一比,又更是小巫见大巫了。
汉口南岸的鹦鹉洲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天然锚地,向来就是长江中段比较忙碌的码头,但今年的鹦鹉洲码头上,船只的密度比往常大了将近一倍,洲头洲尾,帆樯如林。
随着江陵被收复,原先压抑了一年多的长江上游贸易迅速爆炸。
从上游下来的蜀船,载着川中的井盐、蜀锦、药材连绵不断地顺江南下,而从下游上来的吴船,也载着扬州的铜器、佛经、越州的瓷器、宣州的纸笔北上,准备运往此前保义军开拓的吐蕃、南诏、成都。
同时,大量从洞庭湖方向来的湖船,载着潭州的稻米、朗州的木材、岳州的茶叶抵达武昌大行台,交付订单。
大大小小的船只,挤满了鹦鹉洲两侧的航道,桅杆密密麻麻,仿佛一片枯死的森林。
船工们的吆喝声、纤夫的号子声、商贩的叫卖声,混杂在一起,连江涛声都被压了下去。
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
一袋袋稻米垒成了小山,一捆捆絹帛堆成了长墙,一箱箱瓷器码得整整齐齐,等着被搬上船,运往上下游的各处口岸。
力夫们光着膀子,扛着货包,在跳板上穿梭往来,
因为人力短缺,以及对装运时间的敏感需求,商人们非常肯给工钱,几乎都开出了比往年高一倍的力钱。
当然,你要是价格低了,也不来人。
此时,鄂州一带早就结束了农忙,在晓得武昌这边好挣钱,大量的农民结伴奔来武昌,加入到了力夫队伍中。
但即便如此,力钱的价格还是没打下来,因为行台的订单太多,货物太多,力夫好像怎么都不够用。
而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本就在家中无事的农民,纷纷来武昌投靠亲朋,也来码头上卖力气。
这种钱挣得是累,但比种地强多了,一天下来,就能挣个一百钱,忙乎几个月,就能顶过去一两年的收成。
其中大量的这样的力夫群体又都来自武昌下游的江州一带。
这里本就是鱼米之乡,湖广人稠,而最早一批来武昌的力夫就有不少是来自江州的。
一般来说,农民是很难离开乡土去其他地方务工的,毕竟穷家富路的,出去可能钱没挣到,没准还摊上大事。
但如果身边有人通过劳力挣到钱了,还是让他们眼红的大钱,这些农民又会立刻转变观念,以乡缘、血缘为纽带,成群结队去务工。
不过,这些人大部分都会如候鸟一样,在农忙时返回家乡,只在农闲务工。
可当中依旧有大量的人,在见识了城市,接触到了这里的生活,就再也不会回去了。
其实现在武昌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在汉口南关一带,已经出现了数量巨大的窝棚,连绵成片。
这里,将是数不清的候鸟们临时落脚的地方,也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
在这个时代,依旧还相信,一分努力一分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