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虏是老歪亲自押回姑墨城的。
进了王宫偏殿，通事还没开口，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叽里呱啦一通乱喊。
通事听了两句，扭头笑道：
“活佛，他说他知道的全说，只求别点天灯，”
“点天灯是他们的规矩，怎么倒过来求到老子头上了？”
困和尚盘腿坐在毯子上，咬了口烤羊腿，
“告诉他，识相的就老实交代，但废话超过三句，就送他去见大黑天。”
通事翻译过去。
俘虏扑通又磕了三个头，把军情倒豆子似的，一五一十全交代了。
身毒先锋八千骑，就扎营在姑墨西北百里外的野马川。
那是一片背靠土梁的开阔河谷，水草齐全，进可直扑姑墨，退可接应主力。先锋在等征粮使回营复命，只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那位征粮使，这会儿脑袋都凉透了。
而后续的大军主力，还在过葱岭。
葱岭，也就是后世的帕米尔高原。这地方往大了说，是中原通往中西亚、南亚和欧洲的咽喉要道，一根扁担，两头挑着两大片地界。
大食的兵马占过，吐蕃的铁骑也踩过，谁占了葱岭，谁就捏住了东西商路的脖子，坐地收钱。
如今的西域三十六国，早就在这些大块头的夹缝里被揉搓了几轮，谁拳头硬就朝谁磕头，磕头磕出经验来了。
城头变幻大王旗，旗子换得比牧民的毡子还勤。
而眼下，这条咽喉要道上，正堵着十万身毒护教军。
十万人，三千头圣象，两千多峰驮粮的骆驼，在积雪没膝的山口里，排成一条一百多里长的长蛇，以一个让焰摩罗自己都窝火的速度，往前爬。
没办法，想快也快不了。
三千头圣象，就是三千个会喘气的瓶颈。
巨象披着铁甲，在葱岭的碎石坡上，一天走不了三十里。
遇上背阴的弯道，雪水化了又冻，冻得坡面跟镜子似的，象蹄一打滑，就得整队停下来，拿粗麻绳拴住象腿，前头一队人拉，后头一队人推，连喊带骂，折腾小半个时辰，才能挪过去一道弯。
后面还跟着一万多匹驮马、两千峰骆驼，牲口一多，队形就散，队形一散，就得停下来收拢。
收拢一次，天就黑一轮。
前锋都出了疏勒地界，后队的火头兵，还在山口里排队埋锅。
一路上，焰摩罗的军令就没停过。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每过一座神庙分号，就地征粮、征夫、征牲口，把分号变成兵站。
每隔百里设一座补给点，囤粮草、设象营、留伤兵。
疏勒、于阗故地、沿路每一片绿洲，全被他划成了粮仓。
他坐在黑象的宝盖底下，灰白的那只眼扫过随军的粮官，只有一句话：
“本帅的兵，只管往前走，吃的，神会给。”
神不会给。
可绿洲会给。
此刻这条大军的行进路线，已经拉长到了一百多里。
头在疏勒，尾巴还甩在葱岭的雪线上。
雪线上的后队夫役，头一天还穿着单衣，第二天半夜，就跟冰凉的路冻在了一处，天亮一数，又少了几十个。
焰摩罗听了，眼皮都没抬，只叫神庙沿途再征。
疏勒虽然已经递交国玺降了，可城中的白马神庙残党并未死绝。
焰摩罗的八千先锋一入境，那些藏起来的祭司便重新冒了头。替神军指路，征粮，抓人，连沿途水井都派人守住。
水井也成了神的财产，打一桶水，得先给守井的念一声大黑天的名号。
征粮的章程是红袍祭司们定的，按人头算，一户交多少石青稞、几只羊，交不齐的，拿人抵。
谁家交不出粮，便从家里抓一个人充作夫役。
男人抓完抓女人，女人不够，半大的孩子也要拿去牵骆驼。
疏勒城外三十里，有个小村子，一夜之间被牵走了十四口人。有个六岁的娃娃攥着他阿娘的衣角不肯撒手，被祭司的护兵拎小鸡似的拎上骆驼背。
阿娘扑上去，被一脚踹在地里，一刀劈下去。
死的时候，怀里还抱着孩子蹬掉的一只鞋。
护兵连头都没回。
祭司在名册上勾一笔，念了句经文，说这些人是替大黑天驮粮积德的。
积不积德，天知道。
可这些事，一件一件，顺着逃难人的嘴，正一里一里，往东边传。
往安西城，往那个啃着西瓜放话要劫道的秃驴耳朵里传。
……
……
东番岛。
第一批晚稻，终于插秧了。
鹿耳港外的新秧田里，绿意已经连成了一片。晨风一过，整片水面泛起细碎的波纹，新绿一排排、一行行，在水里轻轻晃。
浸种、催芽、试育秧，前后忙了二十多天。
这批从交趾漂洋过海来的占城稻种，没有让任何人失望——出芽率九成往上，秧苗壮得像一茬小葱，根须白生生的，掐一把能掐出水来。
说起这批稻种，来路其实不复杂。
去年陈默带着暗稽司三艘巨舰下了南洋，白藤口一场夜战，摸了交趾水师大营，转头又掏了升龙王城，把那位急着登基称帝的阮太傅，连人带党一锅端了。
之后的事，南洋各国如今都传遍了。
昭圣九公主阮天馨提着神武金印回城复位，头一道王令，就是兑现在灵犀寺许下的诺言——交趾永为华夏不征之属国，割白藤口三十里海岸开港，全境对铁林商会免税。
至于占城稻，头一批母种一万石，随铁林船队北运。
陈默这人是杀人不眨眼，可办差从不含糊。
装船那几日，他亲自盯着，让随行的老农和书办把稻种一仓一仓过筛，挑的全是穗大粒实的，舱底垫了一层又一层干沙和石灰防潮。连交趾人怎么浸种、怎么催芽、几月插秧、一亩下多少种，都逼着本地老农一条一条口述，记成了厚厚一本册子，拿油布裹了三层，塞进水密舱。
老鬼当时还嘀咕，说统领这是把人家祖坟里的传家宝都刨走了。
陈默啐了一口：“公爷要的是稻子，不是谷壳，糊弄谁也不能糊弄公爷。”
四月头上，船队从白藤口起锚。
一路走外海，避着风信，过琼州，转闽浙外洋，风帆吃得满满的，到了广州。
随后，大半粮种上岸，被铁林商队分转运往西北特别治区和黄河军垦区，另外留出了两船约两千石粮种，送到了鹿耳港。
稻种卸船那天，南宫珏亲自到码头点验。
过秤、入册、分仓，谷子囤进新起的粮仓里，离地三尺，底下铺着防潮的木板，一垛一垛码得整整齐齐，比金子还金贵地供着。
只是那时候，港上上下下，所有人都没拿它当回事。
谁也不知道占城稻种到底有什么不同。
押运的战兵看了也直挠头，说大老远漂洋过海，就运回来两船谷子？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新城的地基、窑厂的火，还有俘虏营里那一排排刻着杠的工分竹牌。
一船谷子，卸进仓里堆着，就等七月试种，看看这交趾来的洋稻，到底为什么被公爷看得那么重。
谁也没想到，船前脚刚走，台风后脚就到。
早稻毁了个干净，全岛断粮的节骨眼上，仓里那两千石稻种，转头就成了上百个村子抢着领的救命粮种。
港上的人提起这事，都说公爷这是早就把天算准了。